县委书记是一个县里最大的官，也是第一责任人。“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常态。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县乡两级党政主官，即使工作目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也很难四平八稳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即使偶尔躲在家里，与父母妻儿谈点家长里短，脑海里也难以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兴奋事或闹心事。况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使他们的家庭聚会中断。
我认识的县委书记中，有好几位有这样的习惯：
天刚亮就起床(冬季6点多，夏季5点多)，简单洗漱后，不带随员，驱车到下边走一圈，早饭前赶回来。农村的大田播种或田间管理是个什么状态，县里重点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卫生状况及乡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问题，都了然于胸，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
他们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工作时间忙于开会、接待、谈项目、听汇报，几天下来，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开夜车处理。有时第二天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要发表讲话，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时陪几伙客人吃饭或观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们再回办公室处理文件或看材料。这样，就要经常忙到深夜。
《瞭望周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援引几位县委书记的话说，“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很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人们常说“上边的经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官老爷给念歪了”。实际上，由于改革不配套、不到位，不同政策之间打架、原则要求与具体政策不协调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基层官员不得不在法律政策的边缘上走钢丝、搞变通。
有四项工作是最难的：
一是招商引资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相关政策，招商引资不能违背国家产业政策重复上项目，不能在土地出让和税收政策上乱开口子。但中西部地区一直把这项工作列为主要考核指标，并辅之以严厉的督查奖惩措施。结果，在很多地方，投资商不但可以享受土地零地价、税收免二减三等优惠政策，还可以得到厂房建设或设备购置补贴资金。县乡官员，有的是为升迁而迎合上级，有的是在高压紧逼之下，不得不随波逐流。
二是征地拆迁
上级一边强调严禁暴力拆迁，一边组织城乡建设、危房改造竞赛或会战，并一再缩短完成任务的时限，有的地方甚至由主要领导带队。遇到拆迁纠纷，即使政府诉求完全合理合法，对个别“钉子户”仍难以实施依法强拆。上级的逼迫和多数群众回迁要求的双重压力，迫使基层官员不得不采取各种拿不到台面的办法搞“灰黑”拆迁，留下诸多后遗症。
三是“跑要”资金
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市县，主要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财政运行。而转移支付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需“跑”或“要”的专项资金。“跑要”上不去，不但城乡建设进程受阻，民生困局难以破解，连政府运转都难以为继。“跑要”离不开一定的智谋和技巧，有时不得不违规越线。为疏通关系而吃喝请送，为取悦关键人物而卑躬屈膝或醉酒伤身的事例屡见不鲜。
四是维护稳定
在千方百计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压、拖延、收买等饮鸩止渴的“非规手段”控制上访。此外，文山会海、达标竞赛、考核检查等广受诟病的“官活”，也使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有苦难言。
县乡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各种公共事务都要承担无限的责任。相对而言，他们的权力却既大又小。所谓大，是说涵盖面宽，机动性大；所谓小，是说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权控制在上级业务部门手中。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不得不经常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被媒体曝光或被查处的风险如影相随。
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表面看，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太多的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
据媒体披露，近年来心理医生接纳公务员患者和到机关讲学的频率越来越高，公务员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摘自《市县领导参阅》文章《一个退休干部对官场生态的观察》
李克军，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先后在延寿县、阿城市担任县（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