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纲要”对社会救助提出新要求：将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这三个群体实施分层分类管理，综合救助，健全各专项救助制度，加强城乡救助体系，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基本权益。
脱贫攻坚战略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2020年后，中国农村的贫困将会进入到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相对贫困现象则将长期存在。
我们需要社会救助，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救助有门的安全感。社会救助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时时环绕在我们身边，没有需求时会忽略它的存在，产生救助需求时，它会给人以走出困境的信心和安全感。
社会救助制度可以为陷入困境的人群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在收入核算基础上进行公平救助，提供资金+物质+服务，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困境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社会救助制度框架之内，同样建立了多层次网络，特困低保制度提供了基础性救助，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司法等救助服务则提供了专项救助，“临时救助”则为急难人群提供及时救助。
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救助不仅仅要发挥兜底功能，发展性功能的释放也成为迫切需求。
郑秉文在《共同富裕与慈善公益》一书的导论中提及，实现共同富裕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而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教育和住房政策、慈善公益在内的大社保责无旁贷。
其中社会救助体现的是社会正义，强调的是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动态产生的低收入特殊群体作为救助对象的精准瞄准，而不是“撒芝麻盐”。教育政策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住房政策的重点是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建设，满足不同群体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或廉租房等，以确保住有所居。
在各要素中，社会救助的兜底功能作为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建设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对于建设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现代国家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民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冮树革在《中国式社会救助现代化发展道路探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救助发展研究》中提出了社会救助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一是实现了中国道路和国际经验的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救助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针对社会救助和贫困治理的问题与挑战，统筹社会政治目标和民生保障目标，既不消极退却，也不搞超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超前救助，走出了一条植根于中国国情并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社团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和福利国家不同的社会救助道路。强调“治贫”与“治愚”相结合、“扶贫”与“扶志”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政府主导和群众创造相结合以及现金救助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等。
二是实现了质变跃进与量变渐进的结合。中国社会救助历经了三次重大的深刻制度转型和质变更迭，包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社会救济，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救助转变；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救助，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救助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救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救助转变。
三是实现了国家统制和地方分治的结合。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社会救助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社会救助政策自上而下的引领推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回应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共治实践；此外，各地区从社会救助的实际出发，开展了具有创造性的社会救助地方实践和贫困治理，丰富了中国社会救助的善治元素，并在地方实践当中经过总结提炼，成为国家层面的社会救助政策经验，进而上升为国家行动和国家治理，为推动全国社会救助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和经验创造。
四是实现了党政救助与群众自救的结合。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是社会救助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是社会救助的具体参与者和践行者。而家庭、邻里、社区救助等非正规救助和非正式救助在国家社会救助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但是新时代困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具备时代性的，是变动的。因此社会救助体系及时、高质量回应社会救助需求，需要动态弥补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改革创新，精准提供高效服务。
社会救助本身需要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全体人民提供求助有门的安全感、提供及时高效有力的响应能力。围绕社会救助供需关系，需要从需求侧主动把握困难群众的生活发展问题、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社会救助是一项兜底性、基础性制度，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和防线，因此需要化被动为主动，在制度衔接、部门协同、资源统筹等层面主动作为，推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在困难群众的分层分类管理服务中合理分担责任。
社会救助体现为资金+物质+服务，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的是这三项内容，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社会救助思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资金分配公平、物质供给贴心、社会服务有效。
另外社会救助本身承担社会协调功能，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分别在社会救助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实现协同、精准、有感、有力，需要各方力量形成治理共同体、资源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在协商、协作、协同的工作方法中共同推动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
